中新社北京10月26日電 題：同一星空下，東西方如何展開交流與對話？

　　——專訪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亮

　　作者 徐婧 杜燕

　　從古至今，神秘壯麗的浩瀚星空吸引著地球上不同人類文明的關注。“逐夢星河”不僅是普通人的浪漫情懷，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的事業(yè)追求?！皻v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人們對星空的觀測活動與生產(chǎn)生活息息相關，由此誕生了一批偉大發(fā)明，推動著科學技術向前發(fā)展。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亮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追溯人類如何一步步由仰望星空走向太空，講述東西方如何圍繞同一片星空展開交流與對話，闡釋“仰望星空”千百年來在促進科學進步、文明發(fā)展中起到的作用，以及人類為何仍將繼續(xù)星辰大海的征程，去探尋無垠的宇宙。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人類為什么要觀測星空？從什么時候開始進行天象記錄？

　　李亮：人類仰望星空的歷史非常早，可以追溯到幾千甚至數(shù)萬年以前。天文觀測可以說是緣起于一些人類最基本的問題，比如“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

　　考古證據(jù)顯示，中國古人的天文觀測活動至少可追溯至新石器時期。20世紀70年代，在河南鄭州大河村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時期的彩陶，上面繪有太陽、月亮和星星等圖案，經(jīng)測定距今大約4000年至6000年；山西陶寺觀象臺遺址的發(fā)現(xiàn)，證實了至少在4000多年前中國就有官方的天文臺，是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之一。

　　從現(xiàn)存的考古和歷史資料可以看出，大約公元前8世紀起，人類有了比較系統(tǒng)的天象記錄。

　　燦爛壯麗的星空一直吸引著地球上不同人類文明的目光，但是只有古巴比倫、古代中國，以及中世紀以后的歐洲和阿拉伯文明留下了豐富的天文記錄遺產(chǎn)。尤其是在古巴比倫衰落之后，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800年之間，中國幾乎成為唯一長期堅持勤勉觀測和記錄天象的國家，這一時段的大多數(shù)幸存的天象記錄也幾乎都是來自中國。

　　天文學具有許多應用價值，是一門很有用的科學。從現(xiàn)代角度看，古代天文學所達到的精度和復雜程度，要遠超古代的其他自然科學。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同一片星空，會形成東西方不同的星座？星圖又何以稱為“當時世間百態(tài)的縮影”？

　　李亮：數(shù)千年來，不同地域的人們仰望同一片星空，卻有著各自對星空的理解和闡述。

　　幾乎每一個古老文明都有著自己的一套星座體系。我們至今沿用的現(xiàn)代星座系統(tǒng)，最初起源于距今5000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當時的蘇美爾人已掌握了如何利用星星來辨別時間和季節(jié)。逐漸地，為了方便記憶，他們將不同的星星連接起來，想象成為熟悉的圖案，這便是星座的起源。后來，這里的星座觀測進一步發(fā)展，傳播到了古希臘和古埃及等周邊地區(qū)，并影響了周邊的文明。公元2世紀，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在前人基礎之上，總結出48個星座，這是現(xiàn)代星座系統(tǒng)的基本雛形?？梢哉f，西方傳統(tǒng)星座是在多個文明長期相互交流、融合的基礎上產(chǎn)生的，是早期農(nóng)牧文明和航海文明的智慧結晶。

　　四大文明古國中，唯獨中華文明一直延續(xù)至今。古代中國對天空的劃分與命名自有一套理論系統(tǒng)，星座通常稱為“星官”。星官體系至遲在戰(zhàn)國時期具備雛形，這是由北極星和北斗，以及黃赤道帶的二十八宿組成的體系。三國時期的太史令陳卓進一步確定了283個星官、1464顆星的星官系統(tǒng)，這成為以后古代中國星官體系的標準。到了明末清初，人們又補充了部分翻譯自西方的星座，最終形成了大約300個星官。

　　與西方傳統(tǒng)星座主要基于神話傳說不同，古代中國的星官體系可以說是社會和文化在天上的反映，有著獨特的文化內(nèi)涵。東漢張衡在描述古代星官時認為：“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備矣”，所以說中國的星名大多以器物、官名、人事命名，天上儼然成了古時世間百態(tài)、社會制度和人文習俗等各方面的縮影。

　　為了使用和傳播星座，古人將其繪制于不同材質(zhì)之上，逐漸形成了后來的星圖。星圖不僅是人們認識和記錄星空的一種方式，也是研究和學習天文學的重要工具，蘊含著人類無窮的智慧與想象力，是人類探索宇宙的一個縮影。

　　星圖在古代中國也稱天文圖。古代中國的星圖種類眾多、繪制精美細致，是科學文明的一項重要成就，在世界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中新社記者：作為科學的重要部分，中外天文學在發(fā)展過程中是否相互交流、相互借鑒？

　　李亮：天文學自古至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學科。古代中國的天、算、農(nóng)、醫(yī)四大科學中，天文學擔負著“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的重要任務，與生產(chǎn)和生活息息相關。

　　天文歷法在古代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位置，甚至長期被供奉成官方“正統(tǒng)”之學。于是，出現(xiàn)了專門負責觀測天象和編制歷法的官方機構。這種運作方式對中國天文學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使中國在眾多的古代文明中成為了天文觀測活動從未中斷過的國度，從而留下了豐富的天文遺產(chǎn)。

　　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征引《科學史導論》作者薩頓等科學史家的觀點：“從中世紀直到14世紀末，除中國的星圖以外，再也舉不出別的星圖了?！?/p>

　　古代中國的星圖曾傳播至日本和朝鮮半島等地區(qū)，構筑了整個東亞地區(qū)共有的獨特星象體系，也是古代科學與文化傳播的重要紐帶之一。此外，中國唐朝的《宣明歷》，曾在日本使用長達823年之久，是歷史上最長壽的歷法之一。朝鮮世宗時期(1418年至1450年)的官方歷法《七政算內(nèi)篇》，是在中國元朝的《授時歷》和明朝的《大統(tǒng)歷》基礎上編纂而成的。

　　可以說，在“書同文”的歷史與社會大背景下，古代中國發(fā)展出了與西方不同的“東方天文學體系”，并在東亞等區(qū)域形成了很強的文化認同。同時，東方各文明之間的天文學交流與會通，也進一步推動了東方天文學傳統(tǒng)的形成和發(fā)展。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在天文學發(fā)展歷程中，中國有著自己持續(xù)的輸出和特殊的貢獻，也一直以博大的胸懷兼收并蓄各種優(yōu)秀的外來科學和文化。中國在歷史上也曾多次從域外引入天文學知識，其中規(guī)模較大的有三次，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就曾指出：“歷算學在中國發(fā)達甚古，然每每受外來的影響而得進步。第一次為唐代之婆羅門法，第二次為元代之回回法，第三次則明清之交耶穌會士所傳之西洋法?！?/p>

　　中新社記者：古代中國天象記錄在當今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天文學的發(fā)展對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有何影響？

　　李亮：古代中國在天文觀測方面有過輝煌的成就，積累了大量的天象資料。李約瑟曾評價過：“中國人的天象記事表明，中國人是阿拉伯人之前的世界中最持久、最精確的天文觀測者”，“現(xiàn)代天文學家在許多場合都曾求助于中國的這些天象記事以獲得有價值的結果?！?/p>

　　在現(xiàn)代天文學研究的對象中，有不少是關于天體和宇宙演化的，所涉及的時間范圍極為漫長。我們積累的珍貴史料，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例如，古代中國有數(shù)千次對日食和月食的記載，這對于研究地球自轉速度的變化是很有價值的。再比如，古代中國關于彗星、新星和超新星以及太陽黑子等記載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史事業(yè)開拓者之一的席澤宗發(fā)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古代中國在天象觀測資料完備、持續(xù)和準確的巨大優(yōu)越性，考訂了中國歷史上新星和超新星爆發(fā)的紀錄，為中國天文學史、科學史界乃至中國人贏得了聲譽。

　　無論在古代還是現(xiàn)代，天文學都是科學發(fā)展的“排頭兵”。人類仰望星空的無數(shù)追問，不僅推動了天文學的發(fā)展，也促進了科技與文明的發(fā)展。

　　近年來，中國天文學涌現(xiàn)出一批最新成果：“郭守敬望遠鏡”幫助揭示更多有關銀河系的奧秘，“中國天眼”在中性氫宇宙研究、脈沖星搜尋與物理研究等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目前，中國巡天空間望遠鏡、“太極計劃”、平方公里陣列射電望遠鏡等正在推進中。

　　曾經(jīng)，“羿請無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而今，月球成為中國航天領域的一個重要探索目標，有著極富浪漫的名字——“嫦娥工程”；曾經(jīng)，屈原在《天問》中用了一連串的問題，來追問和思考整個宇宙的本源。而今，“天問一號”探測器和“祝融號”火星車正為深入認識火星提供重要的科學依據(jù)；曾經(jīng)，“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而今，中國綜合性太陽探測專用衛(wèi)星“夸父一號”發(fā)射升空，開啟對太陽的探測之旅。

　　以上成果表明，中國在天文、航天等領域取得的一些重大發(fā)展，已達到國際先進或領先水平。

　　宇宙中仍有許多未解之謎等待探索。在遙遠的地方，有著人類文明的先驅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求知欲，一路前行。未來，中國將與世界各國向著同一片星辰大海，通過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追溯人類乃至宇宙的起源。(完)

　　受訪者簡介：

　　李亮，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古代科技史研究室副主任。英文期刊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和中文期刊《中國科技史雜志》編委，中國科學院“青年創(chuàng)新促進會”會員。著有《大統(tǒng)歷法研究》《燦爛星河：中國古代星圖》《古歷興衰—授時歷與大統(tǒng)歷》等，譯著有《4000年中國天文史》，古籍整理有《歷引三種》《治歷緣起》《明大統(tǒng)歷法匯編》《崇禎歷書未刊與補遺匯編》《回回歷法三種》等。發(fā)表中英文學術論文四十余篇，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等項目。曾獲中國科學院院長獎、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學術新人獎”等獎項。另出版有《天體運行論(少兒彩繪版)》《天文觀象 日月星辰》《天上疆域：星圖中的故事》《寫給孩子的中國古代科技簡史(天文卷)》等科普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