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濟南11月12日電 題：中國清代小說《聊齋志異》對西方文學有何影響？

　　——專訪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平

　　作者 王采怡

　　2023年，中國歌手刀郎創(chuàng)作的新歌《羅剎海市》走紅，其創(chuàng)作來源《聊齋志異》也廣受關注。被譽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巔峰之作”的《聊齋志異》由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創(chuàng)作，是一部恢詭譎怪的志怪小說集，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對西方文學產生影響。

　　《聊齋志異》有何藝術特點？與西方的志怪小說存在哪些區(qū)別？對西方文學有何影響？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平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刀郎新歌《羅剎海市》火遍全網(wǎng)，歌曲中的許多典故來自《聊齋志異》中的一篇同名小說?！读凝S志異》中的《羅剎海市》講的是一個什么故事，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王平：蒲松齡《聊齋志異》有近500篇短篇小說，大都運用超現(xiàn)實的表現(xiàn)手法反映現(xiàn)實社會，或譏諷、或批判、或寄托理想。表面上看光怪陸離，甚至荒誕不經，但其實質卻與社會現(xiàn)實密切相聯(lián)，寓意深遠。魯迅先生用“出于幻域，頓入人間”八字概括了這一特點?！读_剎海市》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篇。

　　《羅剎海市》寫的是一位風流倜儻的美少年馬驥，泛海經商，突遇颶風，被吹到了兩萬六千多里之外的大羅剎國。所謂“羅剎”是梵語音譯，即“惡鬼”之意。這里不僅以貌取人，更可笑的是，他們完全是美丑顛倒。馬驥這樣俊美的少年被視為丑陋，但當馬驥涂上煤灰扮作張飛時，他們反而大呼“何前媸而今妍也”。后來，馬驥又來到海市，被請到龍宮，終于得以施展才華。

　　蒲松齡從三方面揭示了這篇小說的主旨：第一，“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舉世一轍”，批判了黑白顛倒的社會現(xiàn)實；第二，“若公然帶須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揭示了社會的虛偽；第三，“彼陵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于蜃樓海市中求之耳”，抒發(fā)了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

　　中新社記者：《聊齋志異》被譽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中的巔峰之作，學者馬瑞芳稱蒲松齡是“世界短篇小說之王”。蒲松齡與《聊齋志異》為何擁有如此高的評價？

　　王平：《聊齋志異》是中國文言小說的集大成者。蒲松齡及《聊齋志異》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評價，其根本原因在于，蒲松齡的文學家天賦使《聊齋志異》具備獨特鮮明的審美特征。

　　首先，蒲松齡最善于描寫人鬼之戀、人狐之戀，表現(xiàn)超越生死的真摯愛情，纏綿悱惻、催人淚下、感人至深。其次，《聊齋志異》具有“幻而不怪，奇而不誕”的特色，運用了人們都能體驗領會而又略感迷離恍惚、奇妙莫測的直覺，以實現(xiàn)真幻結合、虛實相生的藝術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聊齋志異》的愉悅特征尤為顯著，這表現(xiàn)于狐鬼形象、情節(jié)結構及創(chuàng)作風格風趣幽默等多個方面。為了增強小說的愉悅性，《聊齋志異》中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

　　從情節(jié)上看，《聊齋志異》的故事結構張弛有序，急緩相濟，許多作品都極具戲劇性和傳奇色彩，同時還富有生活氣息和機智幽默的情趣。

　　中新社記者：東西方文化背景差異大，志怪小說聚焦的風格、主題也各有不同?！读凝S志異》這本中式志怪小說與西方志怪小說有何區(qū)別？

　　王平：西方文學史上也出現(xiàn)過不少神話志怪作品，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聊齋志異》與西方的鬼怪小說存在明顯差異。從根源上講，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希臘型文化、中東型文化不同，希臘型文化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東型文化注重人與神的關系，中國傳統(tǒng)文化則注重人與人的關系。

　　古希臘神話中的妖怪們，大都是人和獸的結合體，例如半人半蛇的厄客德娜、半人半牛怪的彌諾陶洛斯；或是動物和動物的結合體，例如擁有兩個狗頭、一條蛇尾的俄耳托斯等。這些超現(xiàn)實的物種形態(tài)，突顯了對異族的丑化及對自然物的敵化。

　　西方人將“自我”以外的都稱作“他者”，通過定義“他者”，從而真正認識自我，兩者相互依存。實際上妖怪就是伴隨著“他者”產生，妖怪代表歹惡兇殘，但只要有英雄的存在，他們便無法作惡。這種善惡的對立關系，體現(xiàn)了人的價值及古希臘人對自我的肯定。

　　妖怪形象還是古希臘人對大自然的敬畏的表現(xiàn)。他們對神秘莫測、變化無常的自然和外界，既敬重又恐懼，于是將自己戰(zhàn)勝不了的事物或奉為神靈求其庇佑，或將一切惡的事物詛咒為妖魔，用神的力量反制他們，這樣既保護了自己，又消除了罪惡。

　　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義”。所謂“人文”或“人道”，都是相對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專指人與人的關系。受這種以人為中心、以現(xiàn)世今生為目的的文化心理影響，中國小說即使是志怪傳奇類型的，也把基礎奠基于人間，重視小說有補于世道人心的作用。

　　三國至隋朝時期的中國志怪小說中，有些題材來源于佛經，但在小說家手中卻大異其趣——不再是弘揚佛法、執(zhí)著于來世，而成為人生現(xiàn)實的寫照，如東晉史學家干寶所撰《搜神記》中的“盧汾夢入蟻穴”喻人生如夢幻，“紫玉韓重”贊美青年男女的堅貞愛情。

　　至唐朝，傳奇小說與現(xiàn)實人生的聯(lián)系更為密切。李朝威的《柳毅傳》在人神相戀的故事中，突出了柳毅的正直和勇敢。沈既濟的《任氏傳》雖處處贊美狐女任氏的纖麗多情、聰明勇敢，但最終還是“殉人以至死”。故魯迅先生說：“言妖狐幻化，終于守志殉人，‘雖今之婦人有不如者’，亦諷世之作也?！?/p>

　　《聊齋志異》植根于這樣一種文化心理，無論故事情節(jié)如何幻化，都始終面向人生現(xiàn)實，充分肯定人的價值，與人文主義的傳統(tǒng)文化心理相一致，同時帶有鮮明時代特色。

　　中新社記者：《聊齋志異》寫于清朝，譯本也在西方流傳。該書對西方產生了哪些影響？

　　王平：《聊齋志異》最早的刻本青柯亭本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問世后，很快便流傳到海外，迄今已有英、法、德、俄、日等20多個語種的選譯本、全譯本，對西方文學、文化乃至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

　　西方譯者往往根據(jù)自身文化環(huán)境、文學傳統(tǒng)來選擇翻譯對象。由于翻譯者的國度、民族、身份及思考問題的立場、方法、角度不同，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理解、介紹與翻譯亦大不相同。

　　從故事本身來看，他們翻譯《聊齋志異》時，很少考慮《聊齋志異》里的倫理觀念和教化思想，多選擇那些趣味性較強或想象力比較豐富的作品。如最早被外國人翻譯的兩篇小說《種梨》與《罵鴨》，都是故事性很強的小說，國外學者看中的是老道士“種梨”這一古怪行為，而對故事中教化人們要有樂善好施的品德則很少關注；而對于《罵鴨》，國外學者可能會產生各種聯(lián)想，如妖魔附身等。

　　從譯者身份來看，學者多翻譯有中國文化底蘊的作品，如《考城隍》《胭脂》；傳教士多翻譯有神異色彩的篇章，如《嶗山道士》；女性漢學家多翻譯具有詩意內容的，如《黃英》。盡管外國讀者很難了解《聊齋志異》全貌，只是選擇性接受部分文本，但畢竟在讀者與文本之間建立了直接聯(lián)系。

　　《聊齋志異》用文言文寫成，對普通外國受眾來說，讀原文困難較大，更難的是其中知識背景的差異。為解決這個問題，許多翻譯者會在不損害原意的情況下進行部分改動。

　　英國漢學家翟理斯把《孫必振》譯為《A Chinese Jonah》，把《折獄》譯成《A Chinese Solomon》，把《太原獄》譯成《Another Solomon》，分別化用《圣經》中的人物來代替具有類似品格或經歷的文學角色。此外，他還把中國歷史上的人物與西方歷史、神話中的人物進行互換，如漢朝謀臣陳平與羅馬神話中的英雄尤利西斯(Ulysses)、漢朝辯士曹丘與羅馬帝國外交家梅塞納斯(Maecenas)等。

　　相比選擇性翻譯、創(chuàng)造性誤讀，深層次互詮互釋則對譯者提出更高要求，因為它基于共性認知，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增加對《聊齋志異》的知識積累，形成帶有普遍性的觀點看法。

　　許多海外研究者已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往往把不同文化間的關系理解為主體間的關系，把文化間的交流看作主體間的互相創(chuàng)造、互相啟發(fā)、共同發(fā)展。在西方理論、中國實際、現(xiàn)實生活、細讀文本等要素相結合基礎上進行詮釋。

　　如美籍華裔學者楊瑞對《嬰寧》解讀時，認為在使用西方理論時不能忽略東西方之間、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文化差別，西方家庭中孩子的“過渡物”多是物品，而傳統(tǒng)中國家庭中孩子的“過渡物”多是人。再如詮釋《石清虛》時，美國學者C.理查德·貝克和里克·斯蒂芬·海斯認為，有必要從中國文化中汲取與西方傳統(tǒng)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認知態(tài)度，來化解當代西方社會的諸種矛盾，建立一個更符合人性模式的世界。

　　這些《聊齋志異》海外詮釋的嘗試，逐步累積中外文化融合的積極因素，不斷把文化融合推向更深層次、更大范圍，從而真正對全球化時代的人類社會產生現(xiàn)實影響。(完)

　　受訪者簡介：

　　王平，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聊齋學會(籌)會長、中國水滸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金瓶梅研究會(籌)副會長、中國西游記文化研究會學術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紅樓夢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等。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小說與元明清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嘗試運用新的理論和方法，先后出版了《聊齋創(chuàng)作心理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文化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敘事研究》《蘭陵笑笑生與金瓶梅》《明清小說傳播研究》《古典小說與古代文化講演錄》《中國古代白話小說傳播研究》《明清小說與民俗文化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序跋研究》等著作，發(fā)表學術論文一百五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