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進城農民工近1.5億人，其中約六成是1980年、1990年后出生的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出生在物質生活水平相對豐裕的年代，受教育水平較高。他們也是“無土一代”，從小在以城市題材為主的電視節(jié)目熏陶中長大，且名下沒有分到土地，也沒有農業(yè)生產經驗。

　　因此，在生活期望上，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大多數人并沒有把自己的未來與農村聯系在一起，而是設定了城市生活的長遠目標。第一代農民工雖然也想在城市里生活，但是可以接受返鄉(xiāng)的“退路”，對他們來說，打工生活只是一種過渡，掙來的錢可以改善在農村的生活。與父輩們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懷抱著城市生活的夢想，卻遭遇諸多有形無形的壁壘，難以在城市安家落戶。如此一來，打工成了他們漂在當下的一種生活狀態(tài)。

　　農民工往往被認為是勞動力而非勞動者。這種認識造成農民工“只有工作沒有生活”的困境。工廠宿舍所提供的不過是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一種最簡陋的形式，沒有家庭和社區(qū)生活，缺乏社會交往和情感支持，農民工作為一個人的更完整豐富的需求大多被忽視和壓抑。

　　因此，他們出現緊張、焦慮、彷徨甚至絕望等心理問題是可以理解的。問題的產生固然有個人因素，但是更應看到社會結構因素。我們不能只講農民工的心理問題，而不反思社會制度的缺陷，從而反過來責怪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耐受力差，否則只會將問題根源局限在農民工這一代。

　　緩解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問題，短期來講，企業(yè)應轉變一味追求利潤的理念，主動化解農民工的焦慮、絕望等情緒。此外，生產企業(yè)要打破與社會的“圍墻”，主動接納社會組織的幫助。

　　除了心理上的按摩，還需打破戶籍壁壘，賦予農民工完整的工作、生活權利。這并非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當然，政府必須意識到其緊迫性，盡快出臺相關政策，給新生代農民工以希望。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盧暉臨 本報記者 姜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