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拆遷過程中，《物權法》規(guī)定征收土地、拆遷房屋的基本前提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于是，拆遷者認為是為了“公共利益”師出有名，被拆遷者則認為在“公共利益”的背后蘊含著“商業(yè)利益”侵犯私產(chǎn)。于是，“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外延，便成為問題的關鍵，但《物權法》并沒有對“公共利益”作出法律界定，是非法拆遷還是合法規(guī)劃成為《物權法》實施后的法律尷尬。
“住改商”是另一圍繞公民財產(chǎn)是否能得到法律保護的物權問題，對此在《物權法》立法中存有不同觀點，而已經(jīng)實施的《物權法》是如何看待“住改商”的呢？
倘若一定要選取一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具法治現(xiàn)狀代表性的立法，2007年10月1日起實施的《物權法》無疑是一部最具考察價值的樣本。
作為一部與公民財產(chǎn)權益息息相關的權利法典，也許沒有一部法律像《物權法》這般經(jīng)歷了如此復雜變幻的博弈過程，也沒有一部法律像《物權法》這般喚起了如此洶涌澎湃的對私有財產(chǎn)進行確權的社會熱情。
但此部法律更耐人尋味的是，它自今年3月16日誕生后，在長達半年多的“實施準備期”屢遭難題。從社會關注的“釘子戶”事件到沸沸揚揚的小區(qū)物權糾紛，它們或揭開了未決的立法懸念，或觸及了現(xiàn)實的物權“死結”。所有這一切，都以最直觀的方式檢測著《物權法》，也等待著法律更加及時、明晰的答案。
對于已經(jīng)正式實施的《物權法》而言，司法實踐中對它的考驗也許才剛剛開始！本刊將分三期對這一問題進行專題報道。———編輯手記
倘若做一次民意調查：“您家里最值錢的財產(chǎn)是什么？”相信絕大多數(shù)人的回答是：房產(chǎn)！
改革開放以來，創(chuàng)造財富成為人們近30年來的生活動力，但當所有的公眾不同程度地獲得財富，希冀用法律確定各種個人財富之時，“舉目望去皆物權”似乎是社會對《物權法》出臺的普遍要求，但對大多公眾而言，依附于房產(chǎn)、土地等不動產(chǎn)之上的權益才是最重要的物權，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城市房屋拆遷、農(nóng)村土地權益，始終是《物權法》立法過程中的爭議焦點，隨著法律的問世，一度爭執(zhí)不下的對私有財產(chǎn)的立法歧見似乎有了妥善的了斷。但法律頒布后發(fā)生的兩起事件卻表明，事情并不如此簡單。“公共利益”的內涵不允許猜想
2007年3月，正當《物權法》緊鑼密鼓作最后沖刺之時，媒體開始關注某地一位“釘子戶”的故事，在一幅照片中，一個被挖了十米多深坑的樓盤地基正中央，一棟二層樓房如一葉孤舟……
這座堪稱景觀的“孤樓”，吸引了全社會的視線。據(jù)媒體報道，由于在拆遷補償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釘子戶”已經(jīng)與開發(fā)商對峙了近三年。隨著事情逐步演變成一起公共事件，“釘子戶”、開發(fā)商和有關部門之間的博弈也不斷升級，面對“強制拆遷”的行政舉措，戶主一人搬進已經(jīng)斷路、斷水、斷電的小樓，擺出了一付“決戰(zhàn)”的架式。
這是《物權法》出臺后遭遇的第一場考驗，這道試題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挑開極為尖銳的拆遷沖突，也許令立法者始料未及。因為就在《物權法》出臺前夕，一位參與立法的法學家曾樂觀地預言：“《物權法》將終結圈地運動和強制拆遷，使其成為歷史名詞�！�
看似巧合的歷史安排，使得物權立法過程中備受關注和爭議的“拆遷問題”，借助法律問世的契機和一個現(xiàn)實的“釘子戶”樣板，再次引發(fā)了國人熱議。盡管有聲音批評“釘子戶”漫天要價，以死纏爛打替代法治解決之道。但更多的人卻將微詞指向了開發(fā)商和政府部門，而“孤樓”則被“清議”為抵抗非法拆遷保護私產(chǎn)的英雄。
這一事件引起的輿論聲浪，似乎意味著在城市發(fā)展過程中所累積起來的拆遷矛盾，已到了危如累卵的地步，而公平、合理地平息這類沖突，事實上也是物權立法的重要任務，根據(jù)《物權法》的規(guī)定，征收土地、拆遷房屋的基本前提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對此，“釘子戶”事件中的博弈各方都抬出了《物權法》，尤其是“公共利益”這一尚方寶劍。開發(fā)商、政府部門堅稱：“拆遷是出于城市建設的公共利益需要�！钡搬斪討簟狈瘩g：“那只是開發(fā)商的利益，絕不是公共利益！”
對于這場“公共利益”之爭，《物權法》似乎沒有明確答案，其原因就在于《物權法》僅僅提出了“公共利益”這一概念，卻沒有對其作出任何明確的法律界定。如果一個需要法律解決的問題，法律本身并沒有對其進行明晰的立法確定，我們又怎能指望它明斷現(xiàn)實中的是非呢？
其實，在《物權法》制定過程中，許多學者和公眾都認為，倘若不明確何謂“公共利益”，《物權法》便難以阻止以“公共利益”之名行“掠奪私產(chǎn)”之實的行為。盡管社會呼聲不斷，但《物權法》最終沒有劃定“公共利益”的界線和范疇，理由是公共利益在不同領域、不同情形下相當復雜，《物權法》不宜也難以作出統(tǒng)一規(guī)定，由有關單行法律作出規(guī)定更為適宜。
從立法技術而言，立法者的放棄或回避，不失為一項務實的明智之舉。但是，當“釘子戶”之類的事件陷法律于無奈之時，我們有必要追問，雖然《物權法》難以在微觀層面細細列舉“公共利益”的內涵，但是否應當在宏觀層面劃定一些原則性底線？比如，對于“公共利益”的認定程序，是否應當明確規(guī)定，只有通過各級人大議決之類的民主機制而不是行政權力的一言九鼎，“公共利益”的確認才具有合法性；再比如，當“公共利益”的認定產(chǎn)生爭議時，是否應當提供公正、中立的救濟渠道，明確賦予當事人請求司法審查、裁決的權利。
即便是按照既定的立法思路，將界定“公共利益”的任務交給“有關單行法律”，但直到《物權法》步入正式實施的關口，《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chǎn)管理法》等相關法律仍未就“公共利益”作出修法反應，最應對“公共利益”作出明確表態(tài)的《征收征用法》更是未見蹤影。雖然立法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公共利益”概念長期模糊不清，對于那些隨時可能面臨侵害的公民房產(chǎn)，以及那些不時遭遇阻撓的合法拆遷而言，它們究竟還需要等待多長時間？它們還等得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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