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資源就是兩種辦法，不是按照市場的辦法分配就是按照權力分配。人們有時候對貨幣分配不太滿意，但是馬克思講，貨幣是天生的平等派。貨幣是流通的，特權是固化的。一部分人有特權、一部分人有貨幣的情況下，權錢結合，大家有不滿意的地方。我們要做的是減少權力，而不是限制市場的作用！
“中國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
《小康》：你2006年寫《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當時是出于一個什么樣的考慮？
張維迎：我想改革開放將近三十年了，我們確實取得巨大進步，人們生活水平提高，思想言論自由也更多了。但這當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如不同團體、階層的人在改革開放中得到的利益分配不均勻，自然會有一些人有不同看法。我覺得有責任正確引導社會輿論，以更理性、建設性的角度看待這些問題。
看一個大的歷史變革應該站在一個高度。從一個舊體制到新體制的變革，當中有很多復雜的問題，很難有一個理想狀態(tài)。如果我們認識到改革的艱難性，認識到改革中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這樣就更能從積極角度看待這些問題，也才知道怎么去解決。
《小康》：為什么你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問題》引起這么多人爭議？
張維迎：這個社會并不是理性的東西大家一定接受，否則科學研究精神就沒那么重要了，尤其在社會變革中。群體行為在多數情況下不僅沒理性，還沒有責任心，沒有人對自己說的話負責任。
《小康》：現在一些年輕人對你的批評是因為他們缺乏理性？
張維迎：也不能簡單地說年輕人，很多年輕人還很擁護我呢。但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讓年輕人多了解一點歷史。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忘記過去、忘記歷史，悲劇就可能會重演。所以我想現在真是需要我們對改革開放之前的情況做一些很好的思考。
《小康》：改革本身是一個利益格局調整的過程，肯定在過程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損，你覺得改革到現在，哪些人得益、哪些人受損？
張維迎：我自己覺得改革從整體來講，中國所有的人、全體都是受益的。如果和改革開放前比較一下，我不知道哪一個階層真的受到損害。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受惠于所有人，國民財富收入三十年里增加了十多倍，人均GDP翻了三番多。當然過程中肯定有不平衡。我現在不想介入情緒化的爭論，因為只有理性思考才有一個正確認識，如果情緒化地看問題，就沒法討論了。
《小康》：你有一個結論是改革到現在政府是其中最大的利益受損者，這個判斷主要有什么依據？
張維迎：我只是從改革開放以來利益格局的相對調整來講，因為改革開放以前，政府是主導一切，相對來講其他人比如說農民處在社會底層。現在農民跟文化革命時候相比，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自由度提高了，一個農民在干部面前應該說腰桿挺得要比原來直。
《小康》：可很多人認為政府恰恰是改革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張維迎：政府部門本來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改革前就是這樣。改革本身就是不斷削減政府的權力，約束政府的行為。在計劃經濟下，從農村到城市，每個投資都是政府主導，每分錢都是政府支配，現在不是。當然我認為現在政府仍然太大，在改革中也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者。這就需要推進新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斷減小政府部門的權力，規(guī)范政府的行為，使其真正變成服務型的政府，而不是統(tǒng)治命令型的政府。
《小康》：從整體來講，政府的權力有一點點減小嗎？
張維迎：政府的權力在農村減少了很多，不是一點點。我呆過農村，過去在農村你一句話不對，村政府鄉(xiāng)政府就可以把你關起來；你搞點小生意，倒買倒賣，政府就可以開全村會議批斗你。在當時情況下，它不合“法律”但合乎政治，合乎政策。現在也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對農民采取非常手段，但是它絕對不敢公開做這樣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人們有了更多自由，對自己的生命有了更多支配權。在過去這些生命自由不屬于你，你沒權利做任何事情。一個村民出一個縣，甚至出一個鄉(xiāng)，都要開一個證明，現在沒有這個證明，也可以很自由地全國到處轉，這是社會很大的進步。總之，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民的地位大大改善了，有了更多財富，出現了好多企業(yè)家。所以一定要從一個辯證的角度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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